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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女性五人诗》:诗歌高于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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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在较长的历史阶段中都作为隐匿的他者存在于各类文本之中,女诗人群体在萌芽时期更经历着难以言说的困境。女作家萧红曾写:“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与此同时我觉得,我会掉下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歌迎来第一次繁荣。女诗人由孱弱的点缀,突然兴起为一片耀眼的热潮。1998年,批评家唐晓渡、成都女诗人翟永明和彼时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念博士的女诗人周瓒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女性诗歌杂志《翼》。如同向诗歌借一双翅膀,借助这个属于女性的诗歌平台,推广了许多中国当代女性诗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诗人声音和立场的互递。时至今日,女性诗歌被边缘和污名化,潜藏在“阴性写作”和“黑夜意识”等批评语汇中的误读与分歧密集丛生。人民文学出版社日前出版了《女性五人诗》,该书汇集了当代五位有代表性的女性诗人(王小妮、翟永明、蓝蓝、周瓒、海男)有代表性的诗歌作品,风格各异,立场相近,完整展现了当今女性立身当代的感受和思考。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女诗人翟永明、周瓒,以及评论家唐晓渡、诗人西渡、首师大教授张桃洲在北京码字人书店做了一场对谈,谈论他们对“女性诗歌”的理解。

  活动现场历史语境的独特产物如果把翟永明的组诗《女人》作为女性诗学的兴起标志,到现在已经有三十五年的时间了。《女性五人诗》做出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体现出女性诗歌的众多特色。《女性五人诗》中一共收录了五位女诗人的诗歌创作,她们是王小妮、翟永明、蓝蓝、周瓒、海男。关于诗集的命名原因,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王晓解释,第一是从简的原则,第二是打出女性标号,使其具有明确的社会学意义。在“女性诗歌”概念被用滥的背景下,“女性”二字仍然有着独特的现象级内涵。王小妮、翟永明、海男等女诗人,在当代女性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各有代表性,而且都在接续和发展着写作历程。而且其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单一的诗人,在写诗之外还涉足其他门类,如小说、散文、传记文学和艺术评论。这五个人的组合,使诗歌选本的主题性更突出,体现女性诗的概念。女性诗歌,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教授张桃洲看来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应该用历史眼光看待。女性诗歌是指八十年代的女性诗歌运动,与八十年代整体的诗歌变革融在一起。张桃洲认为,女性诗歌在当时的历史语境里面出现,本身构成了第三代诗歌重要的一个分支或者是成为了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性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感性书写方式以及文本呈现形态,主题上对于性别意识的叛逆和社会意义上的文化对抗,实际上是与第三代诗歌的诗学上的呼应。

  《女性五人诗》书影,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三代诗歌群体的出现是当代诗歌复兴的重要现象,指的是朦胧诗以后到九十年代这段时间出现的一批诗人。诗人周瓒认为女性诗歌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如果说女性诗歌是八十年代第三代的个人主义思潮下应运而生的,女性诗歌就好像被看成是一个副产品。”当代新诗评论家西渡也表示,女性诗歌和男性诗歌有所不同,两性对语言、对世界、对情感的感知方式不同,造就了女性诗歌独有的风景。女性诗歌,既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语境与社会潮流,又具有其独立性和延续性。误读与辩驳1983年3月,中国作协办了第一届全国市级评奖,舒婷和傅天琳两位女诗人得了奖。舒婷在座谈会上发言时拿着话筒说不出话,眼泪就下来了。她问,在中国写诗为什么这么难?这个问题触动了大家的神经。在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是难的,女诗人格外难。有人跑到主编面前投诉舒婷的一批《四月与黄昏》《流水线》《往事二三》之类的诗,认为其中涉及男女情欲,要批判她。同样的,伊蕾当时在写《独身女人的卧室》,招来文艺界对她是“坏女人”的误解,名誉受到严重的侵犯,百口莫辩。伊蕾把诉状送到法院,最后得到了“被和解”的结局。误读并不都是暴风骤雨式的,更暧昧和模糊的倾向不易察觉,但可积淀成持久的误判。美丽的女诗人林子参加绿风诗会时受到极大的赞美和拥戴,试看的一大组诗作全部发表,所有的老诗人都向她致敬,脸上带着各种各样的笑容。因此有一句话,女诗人比诗更美丽。女诗人翟永明不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因为“女权”二字被社会充分地误读了,也会对创作和理解产生某种限制。“作为一个女诗人,我在文章里面表达了我对性别认识的心路历程。八十年代的女诗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写作,会碰到来自体制的、社会和男性话语的很多问题。”周瓒的一篇女性诗歌批评文章题目是“女性诗歌:误解的小辞典”。这个词出自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其中谈及情侣之间的交流,使用同一个词的时候男女双方的理解不一样。由此列举了一系列的词汇,称之为“误解小辞典”。在当下的诗歌评论中,专有名词的运用也陷于误读的包围圈中。“什么叫女性意识,什么叫黑夜意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特别是来自男性的批评家们,在上面附着了女性诗歌没有的东西。”虽然意义歧路遍布,但周瓒仍然坚持,只有在和男性的权威批评家的辩驳当中,女性诗歌才能焕发活力。理论思维上的互相商榷是批评界的常态,有相互的交锋才能把理论推进到下一步。泛化中的延续目前普遍存在女性诗歌被泛化的现象,即女诗人写的诗,都被称为女性诗歌。西渡说:“这个泛化我觉得是必然的,你在起点上需要一种硬力,会带有一些特定的鲜明色彩。但是写作持续下去,本身这些东西是不够的。写作过程中需要不断给诗歌注入活力,给写作注入活力。”张桃洲认为,在当下泛化的意义上谈女性诗歌,应该看待这个概念后面的发展,针对历史意义上女性诗歌作出延续。延续一种批判性态度,对女性自身秘密的关切,从更普遍的人性意义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书写。抛除女性诗歌的命题来看整个当代诗歌的状态,西渡将其类比为北方的春天。山上还是一片萧瑟的景象,树木都完全是枯枝。但在这样的环境中,桃花却全都开了,像火一样燃烧起来了。就像读者还在沉睡,没感受到春天的消息,但是诗人们的花就自顾自的如火如荼地开在那儿了。张桃洲总结了女性诗歌在当代诗歌的贡献有三个方面:分别是性别、对抗和文本。唐晓渡反对将性别作为旗帜来衡量诗歌。“女性仍然处在一种受压抑的边缘状态,但男性一定也有。女性诗歌是超越性别的,如此才能成为当代诗歌复兴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翼》是中国第一个女性诗歌杂志,但它不是一面旗帜。现象在先,写作在先,批评在后,界定在后。女诗人要先搞清楚什么是女性诗歌才写作,那是不可能的。是先写,之后才会制造出一些概念。”在《中国诗歌地理:女性诗人卷》中描述过女性诗歌运动,意思是女性诗人的大规模入侵,构成了当代诗歌的一个重大现象。这种说法假定诗歌王国本来是男性的,由于大量的女性入侵,男性们要奋起自卫。唐晓渡指出,在调侃当中无意识透露出来的意识是,把诗歌变成“零合游戏”。“地盘这么大,蛋糕这么大,不是你吃了就是我吃了。但诗歌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丰富,获得越来越多的能量。应该把女性诗人作为一种美学维度,因为汉语本身没有阴性和阳性,写作的女性是超越性别的。好的诗人一定是雌雄同体的。歌德说永恒的女性指引往上生,这种意义上的女性有内部动态的平衡,不受性别限制。既是飞行者,又是深潜者。”西渡说:“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不管你的作品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的,是什么时间写的,我现在来读这个作品,作为一个诗歌文本,还有没有价值,还有没有魅力。”甚至女性诗歌的定义可以扩展到不限定写作者的性别。周瓒理解的“女性诗歌”,由一个批评概念转化为一个理想。“我认为女性诗歌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标,而不是在历史中死掉的概念,要重新确立它。不仅是女诗人,男诗人也可以写女性诗歌。在一个诗歌讨论会上,一个男诗人的诗写得非常有意思,他曾经在一组诗里面以潘金莲的视角写的非常细腻的生活的感受和经验,实际上是一种女性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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